近兩年，偶像粉絲文化亂象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話題：粉絲有組織的打榜、控評、罵戰、惡意舉報嚴重影響了網絡社區生態;刷銷量、買代言等粉絲行為中的攀比風氣惡性引導未成年人過度消費;大量粉絲追行程、接機影響公共秩序與交通安全;大規模的網絡集資與網絡暴力甚至可能觸犯法律的底線。
偶像粉絲文化諸多亂象，成因何在?我們要回顧歷史，才能找到原因。回顧中國大陸地區偶像粉絲文化的發展歷程，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04年。這一階段屬于粉絲文化的萌芽期，鄧麗君等主要來自港臺的偶像明星受到了年輕人的喜愛，當時的粉絲往往有較強的自發性，同好組織也不算發達，相比于明星本人，出色的作品更加受到關注。
2004年《超級女聲》的播出開啟了粉絲經濟的第二階段，手機投票的形式以及方興未艾的社交網絡，都在召喚著粉絲社群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超級女聲》轟轟烈烈的造星運動讓粉絲獲得了選擇權，投票選擇自己喜歡的選手，陪伴她們實現夢想。“為粉絲賦權”由此成為了中國偶像粉絲文化的重要面向，無論這種“賦權”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它都有效調動了粉絲們的參與熱情與購買力。
2018年以來，以《偶像練習生》為代表的“101系”選秀綜藝標志著粉絲經濟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繼“粉絲賦權”之后，來自日韓的“偶像養成”概念開始在中國的偶像工業與粉絲文化中普及開來。日韓偶像工業在造星的同時提供這樣一種想象：粉絲花錢投票，會決定偶像的命運，偶像的每一次成長與成功都是在粉絲的幫助下實現的。粉絲陪伴自己的偶像，從十二三歲的稚嫩練習生，成長為二三十歲的成熟偶像。他們組成后援會，以高效率的組織行動方式彰顯自己的購買力，由此為偶像爭取更好的發展資源，粉絲成為偶像的“供養人”。
從“追星族”到“供養人”，粉絲身份的轉換造成了兩個關鍵性的變化：其一，粉絲愛的核心對象，徹底從作品轉向了偶像個人;其二，由于偶像是需要“養成”的，所以粉絲對于不成熟、不完美的偶像有了更高的接受度。其結果就是，粉絲與偶像個人之間的絕對情感聯結，不再以偶像的專業水準或作品質量為首要依據，這種缺乏客觀標準的愛欲投射呈現出非理性的特征。
粉絲文化社群本應是具有一定文化生產力與文藝創造力的亞文化群體，但在當前中國，偶像粉絲文化的實際主導者已經不是粉絲群體，而是互聯網資本。在后援會與職業粉絲的嚴密控制之下，粉絲社群實際上失去了社群獨立性，徹底成為創造流量、貢獻消費力的資本工具。
我國偶像藝人整體素質有待提高，大多數流量明星保質期很短，圍繞偶像工業進行活動的所有企業都抱著“賺一筆快錢就跑”的浮躁心態，毫無顧忌地壓榨粉絲的消費力，同時快速消耗他們對偶像的熱情。于是，偶像變成了快消品和財富密碼，粉絲變成了等著被割的“韭菜”。與此同時，互聯網社交倫理的缺位，使得不少網民的社交戾氣日重，而偶像粉絲文化就在“流量為王”的大資本的裹挾之下，成了互聯網環境惡化的極端表現。一些互聯網社交平臺、音樂平臺的機制設計就以鼓勵消費者重復消費、攀比消費、打榜控評為意圖。比如，數字專輯重復購買的功能，對于一般聽眾毫無意義，基本上完全服務于刺激粉絲重復購買、增加銷量。只要這一功能還存在，粉絲就很難放棄比拼銷量的游戲規則。
對于資本而言，“流量”沒有善惡之分，無論是謾罵還是緋聞，無論是曇花一現還是刻奇出圈，能吸引眼球的都是“好流量”，這就是偶像粉絲文化這門“生意”的底層邏輯。不合理管控資本的用途，不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就無法根治粉絲經濟中的諸多問題。(王玉玊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