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時間就去看了電影《兔子暴力》，不是因為對母女犯罪的獵奇，而是因為電影中故事發生的城市，是我度過愉快少年時光的地方。

竟然敢在《長津湖》這樣的大片撤檔的辰光逆勢提檔，票房可想而知。但我沒想到的是，作為東京電影節“東京首映2020單元”的入圍電影，豆瓣開分竟然下滑到了6.2，更沒有想到有不少網友扣分竟然是“四川話與普通話交疊”。

有網友回復了，這樣的說話方式，“在攀枝花倒是很合理的”。我很認同這個回答。

電影的原型案件發生在南京，但導演申瑜將拍攝地點改在了川滇交接處的工業小城攀枝花，沒有像很多罪案影視劇那樣刻意忽略背景，或是用“F城”“綠藤市”以及更有名的“高譚市”這樣來架空。

除了因為本片監制和編劇——那個為《百鳥朝鳳》爭取排片一跪成名的方勵是四川人外，申瑜說她認為兩座城市氣場上有些相似，“整個攀枝花看上去完全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被遺忘一般。”她甚至說，“與其說電影在攀枝花拍攝，倒不如說是把故事種在了這座城市里，讓它長出了獨特的味道。”

一

第一場戲就看得我會心一笑。除了潘斌龍演的被害人父親全程四川話外，其余人包括派出所民警，全是四川話與普通話無縫銜接。比起《風犬少年的天空》里大家各自放飛自說自話聒噪到不行的“重慶方言”，這部電影的演員們方言臺詞雖然偶有失真，但都在水準之上，特別是李庚希，四川話與普通話交疊和微妙的過渡，未必來自“技巧”，但恰到好處。潘斌龍的方言臺詞也很好，但他是東北人，有天然優勢，我上學那會兒班上有1/3的同學是東北人。

這就又得回到拍攝地點和故事背景上來了。作為三線建設時期建造的工業城市，據說攀枝花原住民只有8戶人家，大量人口是外來移民，尤以鞍山等鋼鐵城市的為多。到了我們這樣的第二代第三代，方言運用上已經有了一種獨特的融合，既不像成都人發[a]這個音時務必要把嘴撐到最大發出標準的[?]，也不像有些重慶人那樣“黃”“房”不分，而是拿普通話的發音方式為某些四川話方言注音，或者用東北話的口吻來講四川話，因此我們講普通話時，不會出現明顯的“川普”口音。

方言是一個地方的代言，也是地方文化的縮影。

有傳言講，梅麗爾?斯特里普每演一次電影，都會為了角色而改變口音。這幾年國內影視劇也是如此，敢不敢用方言似乎成了影視劇“高級”與否的某種標志——原本“土味”的方言，終于在影視圈突圍。

寧浩是比較愛發揮方言趣味的導演。成名作《瘋狂的石頭》在“中國高譚”重慶取景，除了郭濤等人跌跌撞撞的重慶話，一句粵語“頂你的肺”堪稱神來之筆。

后來帶有公路片性質的《心花路放》更是串聯起大半個中國的獨特語言魅力，周冬雨的殺馬特湖南口音“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劉美含“湘味塑普”的“大哥，我來噻，我在橫店當過群眾演員滴”，馬蘇本色演繹東北話“都在酒里了!大哥我嗷嗷愛你，老愛你了，嗝～”，以及“老大”王硯輝落跑時一句云南口音“年輕人千萬不要走上發(犯)罪的道路”，捧腹又有玩味。

中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的方言各有特色，所有影視劇都講一樣的話，那該失去多少色彩啊。

有些影視劇中，方言本身就是劇情的一部分。

比如今年年初大熱的《山海情》，方言版與普通話版在視頻平臺上同臺競技，方言版無論播放量還是口碑明顯更勝一籌。但細究起來，劇中的凌一農是福建連城縣人，說的應該是客家話，而陳金山這樣援助閩寧鎮的干部多來自福州，方言與客家話不同。還有籍貫蘭州的黃軒和來自西安的張嘉益，兩人口音也不一樣。

但這部劇里，方言已然成為戲劇本身的有機構成部分。比如郭京飛演的陳金山因為“自殺”和“治沙”的口音鬧進派出所。這個細節其實是主創在采風時了解到的，當時參與扶貧工作的福建人來到寧夏后，遇到的“第一關”就是語言——于是大時代從這個小角度切入。

二

最近滬語劇《奪子戰爭》經修復后重播，引發一波“回憶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方言劇一度勃興，全國各地百花齊放，上海以1995年《老娘舅》“開山”，《紅茶坊》《開心公寓》《哈哈笑餐廳》《噱占上海灘》等都曾紅極一時。而我經歷的川渝地區方言劇，形象以劉德一的“樊哈(傻)兒”最深入人心。進入新世紀，除了與普通話十分接近的東北方言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一度制霸，各類方言劇紛紛偃旗息鼓。

這其中固然有政策因素——2005年，國家廣電總局曾發布《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范語言的通知》，規定“電視劇的語言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并在2009年再次發文重申該項通知。

但更多還是方言劇本身的窠臼。方言最傳神、最創新、最讓人快速接受的一般都是臟話粗口，這讓很多方言劇用語言的“臟亂差”來滿足市場;另一方面題材也越來越窄化，集中于農村題材或傳奇喜劇，很難有氣魄宏大的作品出現;而演員來來去去也就幾個人，且大多是喜劇演員。

毫無疑問，影視劇以普通話為主。語言歸根到底首先是溝通的工具，普及普通話是法定的義務。而且很多影視劇也確實沒必要講方言，比如仙俠劇中仙氣飄飄自帶磨皮柔光的美女，或是披了商戰皮的偶像劇里狂拽酷炫的霸道總裁，一開口若是方言一定會破功，就像《失戀三十三天》里的美女客戶李可，平時一口柔柔弱弱的“臺灣腔”普通話，發飆時脫口而出的一句河南話“鱉孫”，破壞力驚人。

影視劇里要不要大規模使用方言，我覺得還是看故事本身與語言的契合度。比如《親愛的，熱愛的》里出演“霸總”韓商言的李現，當然要一口標準的普通話;但許多“現女友”后來補課才知道，李現的電影處女作《萬箭穿心》有個方言版，這個湖北小伙在里面講武漢話，更貼角色，讓人討厭得牙癢。

三

在絕大多數類似攀枝花的小城里，方言就像貼在身上禁錮自由的緊箍咒，沒人會想到什么語言中的文化傳承，普通話才意味著“更高級”——只有奔向了外面的世界，才會在語言上做出這樣的改變。

這也正是我覺得《兔子暴力》中交疊使用方言與普通話的妙處——不僅與現實契合，更微妙地傳達出差別——萬茜飾演的母親曲婷，首次出現在女兒面前時，一襲黃衣斜倚墻邊，字正腔圓地吐出普通話——此刻的她，是女兒心中衣錦還鄉的成功者，想象中遙遠的彼岸——因為母親，她與“外面的世界”有了聯系的可能性。直到自己的真實境況暴露，乃至最終殺人，她的方言與普通話才不斷交雜出現。

與之相對，潘斌龍飾演的被害人父親，生活潦倒還有暴力傾向，自始至終都說著方言。

豆瓣上有人評價這部電影“進入犯罪開始垮掉”，還有人不理解女兒為什么愿意為了一個幾個月大就拋棄她、再次見面才三天的母親犯罪。

如果把這部電影看作罪案類型電影，顯然并不精彩。

除了一開始兇手就自曝讓懸疑性大打折扣外，整個犯罪過程在慌張到近乎隨意中完成，很多觀眾期待的審訊過程更是完全沒有——原型故事中，審訊環節才是機鋒：母親被捕后六小時就松口，女兒竟扛了八個半小時。

但如果把這部電影看作一首時代的插曲，或許能體會到某種更深刻的悲愴。

有人會拿重慶類比，認為罪案類電影青睞“潮濕的南方工業小城”質感。這部電影也確實給出了不少下雨的鏡頭，開篇還有個雨霧蒙蒙的俯瞰鏡頭來展現這種想象。其實攀枝花很少下雨，春節氣溫就能達到30攝氏度，中午洗的衣服睡個午覺起來就能穿了。

充足的日照仿佛給城市加上了一層過曝的濾鏡，以至于看不清光明之下的暗處。就像電影中高中生給廣播站的投稿，“這是一個青春痘一樣的城市”。

幾年前我曾回去過一次，偷偷溜回高中，看到布告欄里公布模擬考名次，心想可比我當年差多了。但別人說，那是因為成績好、家里有條件的學生，都去成都了。

隨著三線建設的時代列車轟隆駛過，產業面臨轉型，經濟增速放緩，許多年輕人一如水青、馬躍躍想要逃離沉悶的原生家庭那樣，試圖逃離這里。水青守護的與其說是見了三天的母親曲婷，不如說她試圖守護的是關于“外面世界”的某種幻象——仿佛只要能逃離，就能有新生。

電影里并沒有對曲婷的經歷做任何細節描述。但從黃覺飾演的黑惡勢力老杜口中，曲婷的淪落并不完全來自虛榮，作為舞蹈演員的她曾經營過舞團。

并不是每一個“逃離者”，一定會有好結果。

我們來自哪里，又去向何方?

電影能提出問題，卻未必能給出答案。

tHW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