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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助貸、持牌機構盈利承壓 花唄、借唄等還款利率或下調 借貸利率重劃“紅線” 消費金融將迎新一輪洗牌
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靴子”落地后，消費金融行業或迎來新一輪洗牌。《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面對民間借貸利率重劃紅線，當前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等機構正在加速業務轉型，調降貸款利率，收緊風險較大的長尾客群，強化風控機制，壓降業務成本。有小貸機構直言，“由于無法覆蓋風險，日后或將很難開展無房產抵押貸款業務。”
業內指出，包括京東白條、支付寶花唄在內的市場常見借貸產品背后，放貸主體大多是消金公司或小貸公司，伴隨利率調低，未來花唄、微粒貸等消費金融產品的還款利率也可能隨之調整，向民間借貸利率“并軌”。而隨著利潤空間大幅壓縮，部分規模小、風控能力差的機構或將加快被市場淘汰。
金融機構利率下行成趨勢
日前發布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明確，“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不過專家表示，考慮到實際操作情況，《規定》仍將對一些科技實力弱、資金成本高、借款利率較高的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科技企業、小額貸款公司，甚至銀行信用卡業務產生較大影響。
多位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信用卡和消金公司屬于持牌金融機構，不屬于民間借貸的范疇，但實際判決中可能會出現參考民間利率的情況。“大家的普遍印象是，持牌金融機構不可能比民間利率還高。”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文坦言。
根據目前一年期LPR的四倍計算為15.4%的情況，小額貸款公司、多家銀行信用卡、消費金融公司的很多貸款產品利率都已“超線”。例如某頭部消費金融公司App顯示，該公司消費貸、隨心貸等產品的年貸款利率為16%至24%不等。另一家銀行系消費金融公司主打產品顯示年化利率為23.94%。微信旗下“微粒貸”年化利率為16.42%。銀行信用卡透支取現利息多數按萬分之五計算，亦達到年化18.25%，均遠遠高出《規定》中提出的15.4%的司法保護利率上限。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金融機構的利率下行是必然趨勢。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大智表示，新《規定》雖然沒有對金融機構設定利率上限，未來可能仍會通過類似的監管模式限制其利率過高。他預計，監管將會給這些機構留一個緩沖期，而對于利率在24%-36%之間的新增產品，則可能停發。
機構急尋突圍方案 市場加速洗牌
對于借貸利率上限可能面臨的大幅下調，機構普遍表示有壓力。同時，多家機構明確表示已在內部開會討論壓降成本，使業務可持續發展。
某銀行系消費金融機構負責人表示，公司通過銀行、信托以及發行ABS等渠道獲得資金的實際綜合年化融資成本約在8%左右，加之運營、壞賬處置、營銷等費用所對應的成本也達到約11%，因此整個業務運營成本在20%以上。“為了應對民間借款利率司法保護上限下調，我們只能爭取在降成本上下功夫。”他指出，目前公司正計劃通過業務“線上”智能化操作，優化客戶結構，以及爭取發行更大規模的消費金融ABS等方式“開源節流”，從而令貸款業務能在利率紅線以內實現盈虧平衡。
相較銀行以及持牌的消費金融“正規軍”，小貸公司處境則更加艱難。一家北京地區小貸公司負責人對記者表示，新規出臺后，公司已展開緊急業務調整，對公司整體的經營預期、經營形勢作重新評估。他表示，利率降低后，由于收益無法覆蓋成本，基本上凡是“過橋”類的、高風險的貸款業務，比如無房產抵押類貸款，以后將很難開展。
多位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面對借貸利率的調整，消費金融行業或將迎來新一輪“洗牌”。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長期來看，未來金融行業放棄部分高風險用戶是大概率事件，發掘優質客戶人群將成為各家爭奪的重中之重。科技實力強的金融機構、擁有優質客戶的頭部助貸平臺將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消費金融產品利率或隨之下調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消金公司、小貸公司等機構貸款利率調低，下一步，花唄、京東白條等消費金融產品的還款利率也可能會隨之調整，向民間借貸利率“并軌”。
據了解，當前螞蟻花唄、借唄以及京東白條等消費金融產品，背后的資金方大多來自小貸公司。例如，螞蟻花唄的主體是重慶市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京東白條的主體是重慶兩江新區盛際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肖颯分析稱，若電商的消費貸放款主體是網絡小貸公司、傳統小貸公司，則受到本次利率上限調整的影響，利潤空間大幅壓縮，甚至有些商業模式基本跑不通，面臨巨大挑戰。人大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顧雷也表示，利率上限調整后，機構壓力大，但對于借款人來說應該是利好消息。
光大證券研究所首席金融業分析師王一峰舉例稱，當前，螞蟻借唄的日息為0.04%至0.05%，年化利率為14%至18%，微粒貸日息最高約0.05%，年化利率最高至18%，其他互金公司年化利率往往超過24%。“從現有互聯網公司業務來看，頭部公司利率水平接近司法保護上限，具有調節空間。”王一峰說。（經濟參考報）
